紀佳琪

過秦論補充─《史記．屈原賈生列傳》管窺

異代同調，千古知音

──《史記．屈原賈生列傳》管窺

草屯商工■孫鐵吾老師

一、前言

《史記．屈原賈生列傳》是一篇記載屈原與賈誼事蹟的合傳。所謂合傳，是指合二人或二人以上的事蹟為一傳。《史記》體例，合傳的基本條件是傳中人物關係必須密切，有若干相同之處：或同一類型，或關係密切，或品格相近，或遭遇相似；時間上，可以同一個時代，也可跨越不同的時代。此種編排可使讀者在比照中更易看清楚人物的面貌，給與適當的評價。就〈屈原賈生列傳〉而言，屈原為戰國楚人，賈誼為漢文帝時人，在時間上相距了一百多年，是不同時代的合傳；再以兩人所處的環境觀察，屈原所處乃天下分裂之戰國中後期，楚國雖為七雄並峙的國家之一，卻已逐步從興盛走向衰亡；賈誼則生於大一統的漢朝，在文帝時，社會經濟卻逐漸從凋蔽走向繁榮，國家也日益富強。由此可知，兩人出身的大環境也不一樣。時空環境差異如此之大，司馬遷卻將兩人合傳，顯然兩人在某方面必有相似之處，否則，又何必費心作此引人遐思的安排。本文即是從此篇合傳出發，試圖找出司馬遷將兩人合傳的用心，並一窺其創作心態。

二、屈原、賈誼的比較

1. 讒擯銷阻的遭遇

讀〈屈原賈生列傳〉可立即感受到的，就是屈原與賈誼有著相似的際遇。李景星認為「此篇以遭際合也。」[1]即著重此點立論。首先，他們都是賢才之人，並且都曾得到主上信任，例如屈原：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為楚懷王左徒。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嫺於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

又寫賈誼年輕時才氣縱橫，而得到漢文帝喜愛的經過：

賈生名誼，雒陽人也。年十八，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。吳廷尉為河南守，聞其秀才，召置門下，甚幸愛。孝文皇帝初立，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，故與李斯同邑，而常學事焉，乃徵為廷尉。廷尉乃言賈生年少，頗通諸子百家之書，文帝召以為博士。是時賈生年二十餘，最為少。……孝文帝說之，超遷，一歲中至太中大夫。

然而好景不常，他們在政治上短暫得意，始終抵不過青蠅相點、讒邪譖毀，而為主上所疏，貶謫流放。例如屈原：

上官大夫與之同列，爭寵而心害其能；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，屈平屬草稿未定，上官大夫諫而欲奪之，屈平不與，因讒之曰：「王使屈平為令，眾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以為『非我莫能為』也。」王怒而疏屈平。

而賈誼則是：

孝文帝初即位，謙讓未遑也。諸律令所更定，及列侯悉就國，其說皆自賈生發之，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，絳、灌、東陽侯、馮敬之屬盡害之，乃短賈生曰：「雒陽之人，年少初學，專欲擅權，紛亂諸事。」於是天子後亦疏之，不用其議，乃以賈生為長沙太傅。

屈原、賈誼是因為制定國家憲令，建議應有興革，遭他人忌毀，落於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的惡劣命途。兩人因讒擯銷阻，表面雖「怨靈脩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民心」（〈離騷〉），似有怨誹之言，實際上卻始終忠君念君，不以窮困易其行。而後重被召回，卻無復從前，莫有作為了。司馬遷敘述屈原作〈離騷〉：

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而作〈離騷〉。〈離騷〉者，猶離憂也。……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，讒人閒之，可謂窮矣。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屈平之作〈離騷〉，蓋自怨生也。

本段點出了「疾」和「怨」二字，說明屈原作〈離騷〉的原因。其後秦國張儀欺騙楚懷王，屈原「不復在位，使於齊，顧反。諫懷王曰：『何不殺張儀？』懷王悔，追張儀，不及。」後來懷王聽信令尹子蘭言，客死於虎豹之秦。屈原咎恨子蘭，「令尹子蘭聞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，頃襄王怒而遷之。」屈原不忍濁世，自沉汨羅。屈原如此，賈誼亦然。賈誼「為長沙王太傅，過湘水，投書以弔屈原。」司馬遷以本句話連接〈屈〉、〈賈〉二傳，後文又援引〈弔屈原賦〉全文，內中身世之感，正成為屈原、賈誼之間繫連的主軸。數年後，賈誼再被徵見，此時漢文帝對待他的情況是：

孝文帝方受釐，坐宣室。上因感鬼神事，而問鬼神之本。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既罷，曰：「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為過之，今不及也。」居頃之，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。

文帝雖然對賈誼讚賞有加，禮遇備至，但是這種「可憐夜半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」的情形，又豈是才華滿腹、忠誠為國，欲大展鴻圖的賈誼所樂見？也可見出漢文帝並無重用賈誼之心。其後賈誼建議削弱地方勢力，仍不為文帝採納，賈誼只當上一名無權無勢的太傅而已。

2. 高潔憤悶的人格特質

從司馬遷〈屈原賈生列傳〉的記載，我們還可以發現屈原和賈誼兩人都志行高潔，對現實中的不合理現象極其反感，並盼以一己之力去改變，以致於身遭不幸，亦九死不悔。這種忠誠高潔的品格，「實則忠臣傳之先河也」，[2]亦引起司馬遷的共鳴，故為兩人合傳。

以屈原來說，屈原「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嫺於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」是楚國最傑出的政治家與外交家。因受上官大夫讒害，被楚懷王疏遠放逐，但屈原「雖流放，睠顧楚國，繫心懷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興國，而欲反覆之」，因政治理想和愛國忠君情懷，故作〈離騷〉，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」。昏庸的楚懷王仍至死不悟，終於客死於秦。繼任者楚頃襄王更加昏亂，再度放逐屈原，傳中明白記載：

屈原至於江濱，被髮行吟澤畔。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漁父見而問之曰：「子非三閭大夫歟？何故至於此？」屈原曰：「舉世混濁而我獨清，眾人皆醉而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」漁父曰：「夫聖人者，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。舉世混濁，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？眾人皆醉，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？何故懷瑾握瑜，而自令見放為？」屈原曰：「吾聞之，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！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！」

本文承襲屈原〈漁父〉而成。屈原「握瑾懷瑜」卻不遇明主，他明明知道自己被放逐的原因是「舉世混濁而我獨清，眾人皆醉而我獨醒」，但仍獨立不改。他也知道「隨其流而揚其波」、「餔其糟而啜其醨」是在「舉世混濁」、「眾人皆醉」的唯一出路和生路，但他寧願「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」，也不願意「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」、「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」，懷石自湛，以保持自己高潔的品格。反觀賈誼，賈誼世稱「雒陽才子」，才華過人，年少得意，在〈賈誼傳〉中，司馬遷有很生動詳盡的描寫：

是時賈生年二十餘，最為少。每詔令議下，諸老先生不能言，賈生盡為之對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諸生於是乃以為能，不及也。孝文帝說之，超遷，一歲中至太中大夫。

引文中「超遷」這兩個字，用現代的話語來說，就是「連跳數級」，這種不按體制的陞遷，鮮有不遭他人嫉妒者。倘若此時，賈誼潛藏鋒芒，低調行事，「下得其大臣，如絳、灌之屬，優游浸漬而深交之……不過十年，可以得志。」[3]可是賈誼他並非如此，他要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興禮樂」，並且「草具其事儀法，色用黃，數用五，為官名，悉更秦之法」，為國家長治久安力爭改革，終於遭到絳侯、灌嬰等人讒害，為傅長沙，他的〈鵩鳥賦〉，雖似為自己寬解之辭，但細讀內容，怨憤之氣無由掩蓋。而後被召回，傅梁懷王，賈誼仍不改初衷，諫封淮南王數子為列侯，可是文帝終究不聽。後梁懷王墮馬死，他自傷為傅無狀，過了一年多，亦悄然物化而去，生平際遇與屈原頗多類似。由此可知，屈原、賈誼兩人雖性行忠誠高潔，不肯隨波逐流，但在個性上，也帶有著紆鬱憤悶積結於胸，無法看破萬事之情的特質。這種特質，發於文學，作品憂愁幽思，讀之感人；但見於行事，卻均不得善終了。

3. 辭賦文學的傳承

從文學史角度來看，屈原和賈誼二人，不僅是政治家，更是偉大的文學家。屈原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大詩人，《楚辭》的創造者，賈誼則是漢初著名的辭賦家。鍾惺云：「賈生經世才，與屈原同傳，以騷合耳。」[4]正是從文學角度來看兩人合傳的原因。司馬遷在〈屈原傳〉中稱讚〈離騷〉：「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。若〈離騷〉者，可謂兼之矣。」又在論讚中寫道：「余讀〈離騷〉、〈天問〉、〈招魂〉、〈哀郢〉，悲其志。」並在傳文中抄錄了〈懷沙〉全文。而賈誼，在他的文學作品中，更是處處有屈原影子。我們看司馬遷引錄的〈弔屈原賦〉及〈鵩鳥賦〉二篇，劉大杰論〈弔屈原賦〉云：

賈誼的個性雖然較屈原稍微柔弱，但他的生活環境及其憂鬱悲憤的心情，卻和屈原有點類似，他的〈弔屈原賦〉無疑是屈原的苦悶靈魂與其哀怨情感的再現，弔屈原就是弔他自己。在作品裏表現出他不幸的遭遇，以及對政治不滿的情感。[5]

這裡是從屈原與賈誼內在情感與篇章內容的繫聯上立論，兩者同遭不幸，故可在百餘年之後，贏得彼此心靈上的共感。再就形式而言，〈弔屈原賦〉無論在句法上、結構上，或在修辭上，處處都可看出模仿屈原〈懷沙〉的痕跡，司馬遷將〈懷沙〉與〈弔屈原賦〉同收入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中，又豈是無意巧合？再看〈鵩鳥賦〉，劉大杰又云：

從形體上來說，同《楚辭》一類的作品比較起來，頗有不同的地方。它主要是采問答體的散文形式，與後來的漢賦，甚為接近。所不同者，只是缺少那種華麗的辭藻和誇張鋪陳的手法。這一篇賦是荀子〈賦篇〉的繼承和發揚，也是楚辭的轉變，是可以作為漢賦的先聲的。[6]

〈鵩鳥賦〉著作時間，比〈弔屈原賦〉還要晚三年，從形式而言，它已經逐漸脫離楚辭體制，而轉向漢賦。黃錦鋐認為：「賈誼的賦可以說是由楚辭轉向漢賦重要的過程與標誌」，[7]其實，〈屈原賈生列傳〉所引述文章，從〈離騷〉→〈懷沙〉→〈弔屈原賦〉→〈鵩鳥賦〉，司馬遷正用具體作品，一步步闡釋辭賦史進展歷程與屈原、賈誼在文學上的傳承。

要補充的是，在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中寫賈誼的部分，司馬遷並不引錄賈誼政論性方面的文章，如〈過秦論〉、〈論積貯書〉、〈陳政事疏〉等等，這是因為〈賈誼傳〉著重描寫賈誼的思想品格和坎坷的生涯，所以多舉其文學創作。史傳之側重面不同，所引資料也隨之而異，這正突顯出司馬遷卓越的史識與刪削功夫，非史料之大雜燴也。

三、屈原、賈誼與司馬遷三者的繫聯

1. 悲憤情感的共鳴

屈原、賈誼「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」，是司馬遷將他們合傳的原因，但除此之外，更應該包含了司馬遷對他們深厚的情感在內。眾所週知，司馬遷在天漢三年曾因為李陵降匈奴事件，「見主上悽悽怛悼，誠欲效其款款之愚」（〈報任安書〉），為李陵辯護，而遭到最卑下、最羞辱的腐刑。這「李陵之禍」，讓司馬遷在心理上產生很大的動搖，他本自認忠誠悃悃，反刀鋸於蠶室之內，萎頓於囹圄之中，刑餘之痛，「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」（〈報任安書〉），際遇與屈原、賈誼頗為相合。李晚芳〈讀史管見〉云：「司馬遷作〈屈原傳〉，是自抒其一肚皮憤懣牢騷之氣，滿紙俱是怨辭。蓋屈原獲罪被放，司馬遷亦獲罪被刑」，[8]蔡信發亦云：

太史公對《史記》的譔寫是全心全意投入的，因此其用情真切也是可想而知的。他原本是個保經風霜、備嘗愁苦、悲劇性的人物，因此，當他為那些失意、落拓、坎坷、無奈的人作傳時，就往往注入自己感情，而顯得情致纏綿、悽惋不已。[9]

就是因為司馬遷那悲憫豐沛的情感，坎廩愴怳的命運，使司馬遷對屈原、賈誼的感觸特別深，也讓三人在情感上串成了一線，他在記錄屈原、賈誼事蹟同時，更取得了情感上的共鳴。我們讀屈原〈懷沙〉：「變白而為黑兮，倒上以為下」，與賈誼〈弔屈原賦〉：「聖賢逆曳兮，方正倒植」，當日黃鍾毀棄、瓦釜雷鳴的社會，顛黑倒白、見利忘義的環境，不正是司馬遷之所處嗎？司馬遷讀此二賦，又豈不黯然神傷？毋怪他會在讀孟子書時「廢書而歎」（〈孟子荀卿列傳〉），也毋怪他對屈原作出「余讀〈離騷〉、〈天問〉、〈招魂〉、〈哀郢〉，悲其志。適長沙，觀屈原所自沉淵，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為人。」的論贊。司馬遷為何「悲其志」？為何「垂涕想見其為人」？正是司馬遷在寫作〈屈原賈生列傳〉時，除紀錄兩人言行，比較二者遭遇外，更溶入自己的經歷、情感，這才是他將兩者合傳的真正心理基礎和深層因素。試看司馬遷在〈報任安書〉中所說他受到腐刑後的情形：

且負下未易居，下流多謗議。僕以口語遇遭此禍，重為鄉黨戮笑，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乎？雖累百世，垢彌甚耳！是以腸一日而九回，居則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則不知所如往。每念斯恥，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。

然而，終日自憐自嘆，也改變不了腐刑這既定的事實。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」的司馬遷，深深明瞭古今聖賢，聲名能流傳於後世，皆是發憤於窮途困厄之中的道理，因此，「發憤著書」、「成一家之言」，成為他的理想和目標，他在〈報任安書〉中說：

所以隱忍苟活，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。古者富貴而名摩滅，不可勝記，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。蓋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迺賦〈離騷〉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孫子臏腳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韓非囚秦，〈說難〉〈孤憤〉；《詩》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及如左丘明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論書策，以舒其憤，思垂空文以自見。

雖然《史記》一書的撰寫，是在李陵之禍前十年左右即已開始，但是真正促進他全心投入《史記》創作的，卻是在陷此最下極刑之後。前文曾經提到，司馬遷以為屈原作〈離騷〉的原因，乃是「疾」和「怨」，洪波云：「一個『怨』字，或一個『恨』字，似乎可以概括〈離騷〉的中心思想」，[10]但「疾」與「怨」這兩字，絕對更足以代表司馬遷和屈原在情感上的相似處，說明司馬遷「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」的心態。誠如屈原在〈惜頌〉中已提到「發憤以抒情」，賈誼也因「適去，意不自得」，而寫下〈弔屈原賦〉，司馬遷更在這種情感基礎上，思法前賢，「述往事，思來者」，寫下他傳世不朽的名作《史記》。李景星認為〈屈原賈生列傳〉「通篇多用虛筆，以抑鬱難遏之氣，寫懷才不遇之感，豈獨屈、賈兩人合傳，直作屈、賈、司馬三人合傳讀可也。」[11]或許，在「抑鬱難遏之氣」與「懷才不遇之感」外，司馬遷更有承襲屈原、賈誼，「發憤著書」的積極目標吧！

2. 無國可游的心境

《史記．屈原賈生列傳》後面的論讚，有一段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：

太史公曰：「余讀……及見賈生弔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」

在這裡，司馬遷對屈原有才，卻不去游走各國諸侯，提出不解與質疑。為何會如此？要了解箇中原因，則必須從當日的時代背景說起。漢武帝一朝是西漢空前強盛的時期，同時，卻也是漢代「士」地位空前下降的時期。中國知識分子「士」經歷了諸子百家爭鳴的戰國時期，到了漢武帝時代，政治上大一統的出現，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，內儒外法的統治，「士」便逐漸失去了獨立的地位，知識份子也失去了思想與言論的自由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那些力圖保持獨立人格，不願完全屈服於權勢的人，從歷史中尋求過去「士」之經驗時，便會發覺現在的受壓抑與不自由，而嚮慕先秦時期游士可以游說四方諸侯，在執政者面前抵掌而談，放言無忌，充分表達自我思想見解、才華學說的局面了。這也是漢代文人以「悲士不遇」為主題的文學作品特別多的原因。顏崑陽〈論漢代文人「悲士不遇」的心靈模式〉一文當中，統計漢代文人直接間接以「悲士不遇」作為文章主題的作品，共24家，44篇，其中就包含司馬遷的一篇〈悲士不遇賦〉。[12]這以「悲士不遇」為主題內容的作品，必定摻雜著司馬遷自己和整個時代知識份子的無助與悲哀。舉東方朔為例，他在〈答客難〉中，將「故尊之則為將，卑之則為虜；抗之則在青雲之上，抑之則在深淵之下；用之則為虎，不用則為鼠」的漢武帝時代，與戰國時期「得士者強，失士者亡，故說得行焉」作了比較，接露了在帝國專制政權下，統治者隨意抑揚人才，賢才之士有志難伸的現實面。也因為有這種背景，司馬遷才會「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」，對屈原發出何不離開楚國的疑問，也間接透露出自己想離開卻無處可歸的心境。因此，他才會在〈悲士不遇賦〉說自己「悲夫士生之不辰，愧故影而獨存」，產生生不逢時的感嘆了。尚學鋒云：

在司馬遷寄託不遇之感的作品中，寫漢代之士盛世、「明主」之下遭際不幸的文章相當引人注目，如《史記》中賈誼、李廣、馮唐等人的傳記和〈報任安書〉……在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中，他對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，感慨萬端地寫道：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」這裡顯然包含著司馬遷自己深切感受。在他看來，自己生當天下一統的時代而含冤負屈，無處容身，反而不如屈原身處亂世卻有諸侯可游。[13]

司馬遷這種無國可游的感受，正深切的反映在〈屈原賈生列傳〉當中。當然，這並不是司馬遷的個人觀感，而是漢代文人的共同體認。顏崑陽還分析了漢代文人對「士不遇」經驗的看法，並且認為：「而於屈原之不遇則極為相應。不但同情，更有共感。」[14]在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中，司馬遷透過「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」的情感共鳴，將自己與屈原、賈誼聯繫起來，且於其中寄託「悲士不遇」這種「逢時不祥」（〈弔屈原賦〉）的漢代文人共同心聲。無疑的，也使得〈屈原賈生列傳〉更具備有典型的時代意義和史學價值。

3. 闡幽的歷史用心

顏天佑〈《伯夷列傳》為《史記》列傳總序說之略探〉一文中，探討《史記》的寫作目的在於「闡幽」，這意涵在〈伯夷列傳〉中強烈透露出來，並認為「『閭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雲之士，惡能施於後世哉』。此一作傳闡幽的說明，是〈伯夷列傳〉的歸結，也是史遷歷史思考的總結。」[15]的確，《史記》在列傳的寫作上，是以卓越的史識，屏除「以成敗論英雄」的勢利之見，對於那在當時功名未顯而道義可述，或者是被政治勢力刻意壓抑，風骨德誼卻百世不朽的人物，在昭昭汗青簡冊上，與以稱揚薦拔，不讓他們湮沒於浩瀚歷史長流之中。在探論〈屈原賈生列傳〉時，顏天佑又云：

正因為現實際遇的窮困而不得不寄望於渺不可期的後世，史遷對那些於人類社會、歷史有其價值、意義，卻未能獲致合理對待的歷史人物，總是竭盡所能地加以披尋記錄，以還其公道。[16]

也就是這種歷史認識，我們才可從司馬遷的記錄中，如〈伯夷列傳〉、〈游俠列傳〉、〈刺客列傳〉、〈仲尼弟子列傳〉、〈魯連鄒陽列傳〉……等等，了解到人性的光輝與善良，並認識歷史的全面性，絕非一、二人物創造出來的。

〈屈原賈生列傳〉正是司馬遷在這種「闡幽」的歷史用心中創作出來的。屈原作為一位傑出的詩人，和忠君愛國的歷史名人，但其平生事蹟，除了司馬遷這篇〈屈原賈生列傳〉外，卻湮沒難尋，近現代有論者甚至懷疑屈原存在的真實性，而引起種種論爭。[17]對於這飄渺難尋的謎樣人物，司馬遷卻以作品批評、節錄改寫、原文全引等方式，穿插簡略的生平資料，架構出這一篇的屈原傳記，其目的除前述屈原生平遭遇能引起司馬遷共鳴外，更重要的，就屬司馬遷愛護歷史人物的「闡幽」用心了。我們看屈原〈懷沙〉：

夫黨人之鄙妒兮，羌不知吾所臧。

懷瑾握瑜兮，窮不得余所示。

文質疏內兮，眾不知吾之異采。材樸委積兮，莫知余之所有。

重華不可牿兮，孰知余之從容。

世既莫吾知兮，人心不可謂兮。

世溷不吾知，心不可謂兮。

在〈懷沙〉中，到處都是「不知」的嗟怨。再觀賈誼〈弔屈原賦〉，在控訴了外在環境「鸞鳳伏竄兮，鴟梟翱翔。闒茸尊顯兮，讒諛得志。聖賢逆曳兮，方正倒植」的黑暗不公後，亦同樣寫出「已矣，國其莫我知，獨堙欝兮其誰語」的句子，亦是表明自己不被時代所知。司馬遷一字不改，全文引錄了這兩篇文章在他的〈屈原賈生列傳〉中，對於「知」與「被知」，應該有極為深沉的感受吧！所以他在〈管晏列傳〉之中，不論述管仲、晏嬰的赫赫事功，卻特別強調「論其軼事」，強調管鮑之交、以及越石父、御者為晏嬰所賞識提拔的三件軼事，並在篇末論讚寫出「假令晏子而在，余雖為之執鞭，所忻慕焉」的羨慕語氣，反映出司馬遷期待「知己」－－ 不但他人成為自己知己，更使自己成為他人知己－－ 這一種強烈的心聲，此點，也是〈屈原賈生列傳〉所要表達的。不過，受到李陵之禍，「交游莫救，左右親近不為一言」（〈報任安書〉）的司馬遷，在當世上又豈能尋求到知己？於是司馬遷只能從歷史中去尋求，在《史記》中作「闡幽」的工作，成為歷史人物的知己，屈原、賈誼就是司馬遷託寄心願的好例子。

社會與現實環境的不公，或許讓屈原、賈誼等人在生前遭受不平等對待，但他們死後，其精神卻在司馬遷筆下被發揚光大，永垂不朽，「名」是歷史的最後防線，倘屈原、賈誼地下有知，也該含笑九泉了。

四、結論

比較屈原和賈誼，我們可以發現，他們有著極類似的生平和成就：他們志行高潔，為了國家和理想，義無反顧。但都因為他人讒毀，以致被放見疏，終身鬱結不得志，最後均無得善終。然而這種鬱鬱寡歡的性格，與他們悲劇性的遭遇，卻帶給他們文學上極高的成就。司馬遷以卓越的史識，發現了這些相似點，將他兩人合傳。但是司馬遷的心態卻不是如此簡單，他遭李陵之禍，境遇與屈、賈二人頗為類似，因而產生了情感上的共鳴，進而效法昔人，發憤為書，〈屈原賈生列傳〉實司馬遷藉以抒發情感，表達心志之產物。進一步觀察，我們更可以發現，在〈屈原賈生列傳〉內，隱藏著司馬遷與漢代文人「悲士不遇」的心理狀態，也反映出當日知識分子的哀鳴與時代演變的軌跡。更重要的是，司馬遷在為屈原、賈誼立傳同時，更帶有史家「闡幽」這種為歷史負責的用心與史德在內，讓他們的精神復活，垂輝百世，光耀丹青，可見出司馬遷超凡的眼力和史識，《史記》能成為風雨名山之業，

洵非偶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