紀佳琪

《水滸傳》中的非法正義─以林沖夜奔為例

資料來源為翰林文苑第48期

《水滸傳》中的非法正義─以林沖夜奔為例

■陳德翰 老師

壹、前言

《水滸傳》成書並非一時一人之作，《宋史》早有記載淮安大盜宋江囂聚梁山泊的史實，宋代說書人據以寫成《大宋宣和遺事》話本，至南宋話本大行，梁山泊的故事便廣為流傳，元時雜劇大興，附會益多。元末施耐庵乃揉合前人之說，而成是書。

《水滸傳》前七十回的主要內容，是敘述以宋江為首的一百零八位英雄，因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，而集聚在「梁山泊」，打著替天行道的義旗，與腐敗的統治階層對抗。宋朝征討不力，加以「招安」為朝廷效力，終以悲劇收場。前七十回的主軸在於「義」，所謂「朋友之義」與「俠士之義」。

七十回以後敘述宋江獨排眾議，希望洗刷盜寇惡名，建立功業，封妻蔭子，於是接受「招安」， 率領梁山的兄弟，先是征討敵國大遼，然後平定了四寇之亂，建立汗馬功勞。鏖戰多年，終於平定亂事，但梁山弟兄也犧牲殆盡，雖然立了大功，但少數僥倖者，除了看破名利如武松、魯智深等人得以善終外，其餘受封者，皆在高俅等奸臣的陷害下，或被毒死或自縊喪生。七十回以後的主軸在於「忠」，而且是令人嘆惋的「愚忠」。

實則在俠士的生命中，「義」與「忠」往往是相互衝突的。「義氣」的本質，與既定的法律、道德規範，勢必發生衝突；更何況，「忠」字背後隱藏的詭計陰謀與權力鬥爭，也絕非這些心思單純、自命為英雄者所能承受的。悲劇，正是水滸俠士的輓歌。

目前通行的《水滸傳》，為清．金聖嘆所刪節評點的七十回本，在三種版本中最膾炙人口，也最具文學性。主題是「亂自上作，官逼民反」，文中不斷重申「朋友之義」、「俠士之義」。對人物的描繪栩栩如生，情節高潮迭起，在中國的章回小說中，成書最早，藝術價值甚高。

《水滸傳》前七十回的主軸在於「義」，通篇血性淋漓，快意恩仇。清朝李漁將之列為「奸淫怪盜，三金遊水」的「四大奇書」，以為《三國演義》多詐，《金瓶梅》誨淫，《西遊記》多怪，《水滸傳》誨盜。因《水滸傳》的主題「亂自上作，官逼民反」，歌詠梁山好漢的情節素為當權者所忌，歷來每被列為禁書，民間且有「男不讀水滸，女不讀西廂。」以及「少不讀金瓶梅，以其血氣未定戒之在色；壯不讀水滸，以其血氣方剛戒之在鬥；老不讀三國，以其血氣既衰戒之在得。」的俗諺，《水滸傳》被認為誨盜之書，其爭議可見一斑。

貳、主題探討

一、混亂的俠義觀

「義」是貫穿七十回本《水滸傳》的主軸，梁山好漢的議事廳取名「聚義廳」，他們高舉「替天行道」的大旗，一百零八好漢，儼然是正義的使者，是三十六天罡、七十二地煞的化身。吾人認為，即使法為惡人所把持，自命為正義的使者，是否就可以無視法紀？則頗有探討的必要，尤其是他們自以為是的「正義觀」。

翻開《水滸傳》，其中情節最常見的是「義」的表現，梁山好漢開口閉口談「義」，彷彿「義」就是他們的行為規範，在王法不行的亂世，是否可以但憑心中的主觀認知，即可以用來做為任事用法的依據，則不無疑問？再則這些自命為是「替天行道」的俠士，滿口「道義」，如兄弟結義、仗義疏財、聚義廳議事……，他們口中的「道義」，是否可以和社會觀感的「正義」，甚至法理情的「正義」等質的評價？

實則《水滸傳》中的「義」指的是個人的義氣，也就是濟弱扶傾，或重諾守信、急人之難的人格特質，這種人格特質或可符合社會的期待，和一般人認知的「正義」觀念切近，但與法理情的「正義」，則相去甚遠，甚至背道而馳。

從字面來解釋「義」字，「義」從我從羊，中國人認為羊是美麗的、吉祥的，一己所表現之美善行為謂之「義」，用白話來說，即「我去做自已認為是善的、好的事就是義的行為。」可見「義」是個人心理的認知，是道德的自我要求，與法律上公平正義的觀念截然不同。既然「義」是個人心理上的認知，其標準就因人而異，而這些自命為俠義的人，卻往往自以為是，我行我素不受規範。也難怪司馬遷在寫《史記．游俠列傳》時，引用韓非的話評論：「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。」他縱然肯定俠士言必信、行必果的風範，但對俠士犯禁破壞國家法秩序，深不以為然。

因為人類社會不能沒有法律的規範，即使是亂世亦是如此，亂世中官逼民、強凌弱的情形固然常見，但最起碼還能維持基本的體制，一旦體制被破壞，群雄逐鹿如火燎原，受害的將是廣大無辜的人民，不只是苦難，簡直是浩劫。這種悲劇，在歷史上不斷重演。

「法律是強者壓制弱者的工具」，是哲學家霍布斯最引人討論的一句話。用這句話來檢驗《水滸傳》的世界，應頗為貼切。本文無意分析小說與真實世界的落差，只是提出反思，被壓制的弱者，是否可以藉此衝撞現有的體制，其力道如何？抑或自此敵視法律，甚至謀求自力救濟，掀起更大的風暴？

有此認識則不難了解，何以實證主義者主張「惡法亦法」的重要。因為在沒有更好的規範之前，現行法律仍應被遵守，以維持法的穩定性，一切以安定社會為優先。否則舊的體制被破壞，新的秩序未及建立，形成秩序的空窗期，很容易失控變成「暴民政治」，為國家社會帶來更大的危難，中國歷史層出不窮的農民起義，法國大革命時社會的動亂，皆是一再重演的悲劇。也因此，人類進化至今的民主法治，就格外值得珍惜。

如果從體制內要求改革不可得，真的到了「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」的地步，反就要反個澈底，以期建立一個合乎人民期待的新政權。《水滸傳》的時代背景即是如此，梁山弟兄卻放不下功名，則其自詡的「忠義」觀，便值得探究，尤其「義」這個精神標竿，其實只是這些法外之徒，個人生命張力的表現，難以加上正義的評價。

那麼，《水滸傳》中指稱的「義」到底為何？孫述字先生在《水滸傳的來歷、心態與藝術》一書中說：「義字確實有正、宜、善的意思。如義士、義舉、見義勇為等。但它還有另一個意思，那就是假，如義父、義兄、義足、義肢等。」

從字面解釋來看，「義」字確實有「正」、「宜」、「善」的意思。本文卻不認同孫氏對「義」的另一解釋，認為「義」亦有「假」的意思。大家都知道，義父、義兄是個人私下的認定，並不具有法定的權利和義務關係。但，如果經由法律的擬制，成為養父母與養子女，在法律上，就與血親有相同的權義關係，這關係是真實存在的。而義足、義肢雖然是假的，但它的功能卻是真的，是用來輔助失能的器官，不能將之視為「假」的。因而俠士的義行，是用來輔助法律的不足，以踐履社會正義；而不是用來代替法律，成為私刑報復的手段。

《水滸傳》裡眾兄弟結義梁山，是「結義為兄弟」，名義上是兄弟，用以維護彼此情感，或行為的準則是所謂的「江湖道義」，兄弟之間雖有真感情，至於有多少的約束力，就因人而異了。況且，結義之後幹些什麼，既不是靠法律來規範，也不是靠個人的良知，而是靠「行規」，違反的結果亦往往訴諸「公決」。「公決」有可能公開批鬥，更有可能公開決裂。因此，結義可能「結夥伸張正義」，卻也可能因為結義，仗著人多勢眾，反而有恃無恐「結夥多行不義」。在《水滸傳》裡，孔明、孔亮兩個兄弟，原是地主之家的紈袴子弟，因私忿殺了另一個地主後，逃上梁山造反，書中也稱為「聚義」。如果像這種無賴殺人逃亡，梁山泊成了窩藏人犯的地方，梁山兄弟這樣的行為，其實只是盜匪的正義觀，美其名曰「聚義」，其正當性就不免令人質疑了。

「聚義」在梁山兄弟心中是大碗喝酒、大口吃肉、分金秤銀的江湖氣概，絕不是文人雅士所強解的「聚而起義」，「替天行道」。「聚義」在梁山兄弟的心中，只是很偏狹的觀念。在官府的眼中，梁山集團只是黑幫的共犯結構，則其「聚義廳」就容易令人錯覺是龍蛇雜處、坐地分贓的賊窩，也難怪《水滸傳》被指為誨盜之書。

再從「義者宜也」的本義來說，義指的是某種正當的行為準則。所以，義的解釋是「正正當當的行為」。在梁山好漢的心中，這個行為準則絕非是公理公義，更非法律所要維護的公平正義。而是特殊結構下的私理、私義。因為在那個無法無天的亂世，個人或者弱勢的權益，只能憑拳頭去維護。因此「結義為兄弟」或許可能同去伸張正義，亦有可能結夥為非作歹。如宋江被發配江州時，在途中結義的混江龍李俊、催命判官李立、船伙兒張橫等人，實際上都是聚眾為害鄉里的一方之霸，如此輩者亦名列梁山好漢，真的讓好漢蒙羞。呼朋引伴，來者不拒，這也是梁山兄弟引人議論的地方。

退一步言，即使惡人當政，法為惡人所用，俠士的所謂的「義行」，亦不能漫無節制，不能不合乎比例原則與罪罰相當，否則以暴制暴，殃及無辜，如此惡報循環，不幸的慘事將伊於胡底？

因此，姑不論《水滸傳》的文學性如何，純就主題來探討，吾人不免對書中所揭櫫的「義」心生質疑，而認為有辯正的必要，尤其是在特殊時空和組織結構下，所衍生的「非法正義」。

二、非法正義‧正義非法

改編自 John Grisham 的小說，在二○○三年間轟動一時的電影《失控的陪審團》（RUNAWAY JURY），上演的就是非法正義的劇情。電影的結局證明，那些做了虧心事的人，到最後往往是最容易失控的人；而那些自以為能夠掌控一切的人，卻往往使局勢失控；想要掌控一切局勢的人，則必須隨時準備接受失控的局勢，釀成更大的災難。

用這部電影來詮釋中國的歷史，亦頗為貼切。所謂英雄（梟雄）創造時代，也往往被時代的洪流所吞沒，他們憑著武力（暴力）和權謀，創造了自以為是的時代，為自己留下不可一世的英名（其實是罵名），且以為解決了當代的紛爭，卻又為後代製造了更大的紛擾，如此惡性循環。而這些英雄（梟雄），在古代以弔民伐罪自許，以仁義之師自居；在近代則自命為革命家，遂行其造反有理的勾當。其理由皆冠冕堂皇，且有千百種，而其手段和目的則只有一個，就是以暴力奪權。

從人類的進化來看，暴力是最嚴重的罪惡。在《水滸傳》中以昏庸的宋徽宗為首，高俅、蔡京、童貫等人為羽翼的貪暴官僚體系，是擁有權勢的暴力集團；以武裝勢力囂聚梁山，和官兵對抗，造成社會不安的宋江兄弟，則是盜寇的暴力集團，兩者皆是人類社會的極端，都是社會動亂的根源。

John Grisham的小說，時空背景往往是亂世末法，體制崩解，正義的實踐，唯有靠人的意志和理想。小說人物，常常被迫以非法的手段，來捍衛著他心目中的正義，因而需時時面對來自國家機器，或非法集團的迫害；在主角與對手抗爭的過程中，往往力量懸殊，且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。因此所謂的「正義」，和個人的道德觀，在此將被重新詮釋。這樣衝突與救贖的行動，和《水滸傳》的情節異曲同工。

另外，兩者皆觸及「正義」這個命題，提及反諷的「非法正義」概念。《失控的陪審團》直接對美國陪審團做出反省與批判。電影中，這個代表正義與審判運作的機制，長久以來即褒貶不一，為惡人所操弄。《水滸傳》裡國家的機器，亦為惡人集團所把持。前者是個價值混淆的體系，後者是個亂世。《水滸傳》的世界固然是個亂世，但亂世是否可以造反有理？如此，不免令人思索，什麼是正義？或者說在法規範不彰，甚至法為惡人所設時，我們該如何去判斷什麼是真正的正義？怎樣做才是對的？當法律不可信時，我們該相信什麼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，是見義勇為，只是這「刀」該怎麼拔，何時拔？要拔多鋒利才夠？我們該為此殺人嗎？其實見義勇為的「義」該放上道德天秤，及要維護的法益上去衡量。我們不妨來個角色扮演，如果是我們，我們該如何做？電影中林沖被仇家一路追殺，一路容忍逃避，當火燒草料場，手刃陸虞候時，他說：「我不想殺人，卻被逼殺人。」他的處境看來令人同情，但復仇的手段，卻值得討論。

所謂「正義非法」，即我們以為對的，卻違反法律。「非法正義」即必須違反法律才能完成正義之舉。其中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日治時代，廖添丁劫富濟貧的傳說，或大俠羅賓漢的故事，以對為富不仁者的懲罰，來救助貧困的善良百姓，其動機與目的可能出於良善，但手段卻是不法，皆是對法秩序的反動，非法治社會之常態。

《水滸傳》裡的人物，往往跳過法律，直接痛懲惡人為自己，或為弱勢者爭口氣，跳過司法卻同時完成懲罰與救贖，於是正義與法律之間不再畫上等號，而呈現複雜的傾軋，這是小說迷人之處，卻是法律與正義的衝突。

參、林沖夜奔

一、故事摘要

本文選自七十回本《水滸傳》第九回，原題為〈山雪風神廟，陸虞候火燒草料場〉，串連林沖被設計帶刀誤入白虎堂、被刺配滄州道、入風雪山神廟、投梁山火拚王倫等章節，而導出林沖由戀家戀功名的禁軍教頭，轉為殺官造反，義無反顧的血性漢子；其個性的轉折，本回正是關鍵。林沖的個性由隱忍退讓，轉為積極剛強，角色從京官變強盜，為《水滸傳》官逼民反之典型。情節因為特具文學張力，後人不斷加以改編為電影、戲劇，並寫入高中國文課本，學者楊牧又改寫成現代詩，演成音樂劇，成為《水滸傳》中最膾炙人口的章節。

話說一日東京（開封）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，與嬌妻同去參拜東嶽廟，遇上了花花太歲高衙內調戲其妻，林沖識得高衙內是太尉高俅的義子，因不敢得罪當權太尉，而一再隱忍，無奈賊人卻百般設計陷害，先是被同鄉陸謙設計帶刀，誤闖軍機要地白虎堂，而被刺配滄州道，沿途又被押解士兵迫害，幸經魯智深搭救，最後來到滄州牢城充軍，林沖雖飽受磨難，但他一心期待，刑滿回家團聚而一再隱忍。待被設計看守大軍草料場，陸謙又放火欲置之於死地。林沖幸運逃過一劫，知道家破妻亡，回家已不可能，怒從中起，當場殺死調撥、陸謙及其爪牙富安後，聞朝廷派徐寧帶兵追捕，於是在柴進的推介下，連夜投奔梁山去了。

二、林沖的個性

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之下。身為八十萬禁軍教頭的林沖，看到自己的妻子被高衙內調戲時，卻敢怒而不敢言，只能睜著雙眼看著那高衙內。當邂逅相遇的魯智深「引著二、三十個破落戶，大踏步搶入廟來」，要去跟那高衙內較量時，林沖卻出來阻擋，並說：「……不怕官，只怕管，林沖不合吃著他的請受，權且讓他這一次。」此時的林沖，由於自己階級和地位的局限，不敢得罪上司高太尉。迫於時勢的林沖，與苟且偷安的市井無異。

發配途中面對奸人的一再迫害，林沖仍是百般容忍，只盼早日刑滿回家團聚，這時的他是一個甘於坐黑牢的流配犯，現實的利害仍是他唯一的考量。

然而林沖畢竟不是善變逢迎的小人，而是一個正直忍辱的好漢。當高太尉一連串的陰謀令他窒息時，他忍辱妥協的性格就逐漸減少，反抗求生的怒火不斷燃燒，等到他驚覺苟安忍辱，只是加速他的家破人亡時，他心中的怒火就如火燒草料場，一發不可收拾。當仇敵逼得他忍無可忍時，他終於大喝一聲：「潑賊哪裡去！」一連手刃了三人，造反上梁山去了，這時的他儼然是一個熱血沸騰的鐵漢。

被逼上梁山的林沖，又碰上首領王倫的百般刁難，以俠士自命的他，卻無法昧著良心幹下「投名狀」的強盜勾當，最後雖然在朱貴等人力保下，勉強有一口飯吃，卻寄人籬下受盡奚落，活得窩窩囊囊。

被逼上絕境，唯有反抗才有生路。這是林沖在歷盡折磨，看穿人世後的體悟。他在王倫拒絕晁蓋等人入夥的事件中，再次爆發積累的怒火，強龍硬壓地頭蛇，火拚王倫獲得一致的喝采，俠義的本色畢露，終獲認同。至此林沖的反抗精神，已表露無遺。他和吳用的對話，具體反應了這樣的轉變：

……眾豪傑休生見外之心，林沖自有分曉。小可只恐眾豪傑生退去之意，特來早早說知。今日看他如何相待：若這廝語言有理，不似昨日，萬事罷論；倘若這廝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，盡在林沖身上。 （《水滸傳》十九回）

此時的林沖冷靜果決，洞穿人世，他從無情的血泊叢林中挺身而出，成為亂世的先覺者。他不僅在反抗邪惡統治者的鬥爭中最堅決、最果斷，就是在大勢所趨的妥協招安局面裡，也能洞見其奸。他不相信朝廷會真心招安他們，直到招安「詔書」下來時，他還針鋒相對地警告宋江：「朝廷詔書，必寓哄瞞言語」，無奈個性充滿矛盾的宋江，意圖在腐敗的封建體制下，建構「忠義兩全」的夢想，終於把梁山好漢推入朝廷的陷阱，推入了死路。

三、行為評價

《水滸傳》大部分的語言中，都具有暴力和權力這兩個字眼。林沖的復仇行動，將暴力美學，發揮到了極致。他仗著高強的武藝，由被迫害者，在一念之間轉為加害者，是「武力的暴力」，個性也由妥協退讓，一變而為積極反抗，而且至死不回。高俅等統治集團，以「權力」控制法律，並以之迫害人民、為「政治的暴力」。以具體使用強制手段來論，兩者都是無節制的「暴力行為」，只是前者挑戰法律，後者卻以法律為工具，皆是反正義的行為。

本文認為真實正義，乃是區別暴力和權力的關鍵，可惜在《水滸傳》我們看不到真實正義，作者也無法對其中的矛盾，做合理的交代，最後只能將悲劇委之天命，這是小說的困境，也是中國法治的困境。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，統治者往往像神明一樣被盲目地崇拜著，即使他們的統治、充滿著非法的暴力，也會被合理化。宋江以盜賊之首率弟兄接受招安，盜賊變命官，「忠義兩全」的口號喊得震響，骨子裡卻是放不下功名，向閻王討催命符的結果，當然是自討死路。

這種矛盾的思想性格，因為猶太和基督教的基本原則，在西方社會被理性地切割。在正義的天秤下「凱撒的歸凱撒，上帝的歸上帝」，兩者不能混淆，也沒有妥協的餘地。耶穌的這個基本原則，使得凱撒的個人崇拜瓦解。而且，根據猶太教與基督教的見解，上帝並不是使某個統治者，成為他在地上的形象，這也打破了天命觀。因此，不義的政權終必被人民的力量推翻，與之相較，不難看出《水滸傳》思想的陳腐封建。

再從法理來看，林沖的報復行動，很容易讓人誤解為是「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」的應報理論，而給予合理化。然而細觀整個故事的發展，我們不難發現其情節，只是《水滸傳》非法正義的縮影。

應報理論起自西方，是早期的刑罰學理論。德儒康德和黑格爾力主此說，認為因果應報是自然的理性，而刑罰的理由即只是犯罪的應報。在刑罰理論中，通常亦等同於絕對理論。應報理論的根源是「應報思想」，為人類社會中相當古老的思想，亦即刑罰只是單純作為「惡害行為的公正報應」，「以牙還牙」、「以眼還眼」或是「殺人償命」的說法，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。

應報理論認為刑罰的目的，係對犯罪人所為不法行為的贖罪，國家發動刑罰權，其目的一方面給犯罪人救贖的機會，另一方面則對被害人的損害加以賠償，犯罪人得到救贖，重新為社會所接納；被害人也得到合理的損害賠償，放下心中的仇恨。弭平裂痕，重建社會秩序是應報理論目的所在。依此，則刑罰即為正義的行使，而正義的行使最理想的狀況，在使被害人、加害者、社會期待，三方面能得到公平的對待。

準此，國家發動刑罰權就必須就個案做適法的評斷。即使國已不國，法已不法，只能遂行「以牙還牙」、「以眼還眼」的私刑報復時，仍必須考量罪與罰的比例原則，否則冤冤相報何時了？別人打籃球時不小心打落了你的一顆蛀牙，你卻糾眾打掉他一整排好的牙齒，這在法律和社會的評價絕對不同。

但近代應報理論的主張已經與應報思想有別，該理論認為：刑罰的目的在於衡平行為人行為所產生的罪責，以實現正義。換句話說，應報理論認為刑罰的目的是為了使社會正義回復犯罪前的狀態。基此，應報理論所強調的重點就是「罪責必須與刑罰相等」，也就是罪責相當原則。由於應報理論著眼於犯罪事實，因此可以說其注重的是過去所發生的行為，而不是這個行為結果是由誰造成的。

林沖被害家破人亡，整個罪魁禍首是高俅與高衙內父子，縱然林沖被害的過程，不出陸謙的教唆。陸謙、富安和調撥在草料場放火燒林沖不成，反而被林沖當場殺死，這種血性作為在小說中令人同情，本文則深不以為然。因為陸謙、富安和調撥三人的行為，基於「罪刑相當的原則」，是應該被個別評斷，即使到了無法的亂世，容或林沖可以報復雪恨，但下手也應有輕重之別，否則即成為暴力，那與高俅集團趕盡殺絕有何不同，根本談不上非法正義或正義非法。

肆、結語

從法律社會學的角度來看，《水滸傳》給我們一個借鏡，我們可以從制度、人性、現實三個層面，來探討法律與社會的應然面與實然面。首先，當一個人（或一群人）在窮盡法律的救濟途徑無效後，是否可以容許自力救濟？如果可以，其強度如何？其次，受苦或被逼迫的人是否可以無視法律的存在，以報復為唯一手段？其三，當惡人當政，法律是惡法時，法律或政府有存在的必要嗎？若否又該當如何？再則當法律與道德衝突時，尤其已經嚴重破壞個人的生存權時，個人身處亂世又該如何？

實則中國傳統思想已經給了答案。面對亂世昏君，改革無望時，孟子與荀子皆主張革命，以武力推翻暴政，以期大有為的新政府出現。問題是湯武聖君百世難得，中國人往往趕走惡狼，卻迎入猛虎，擺脫不了人治的枷鎖，這是中國人的宿命。

既無法做個解民倒懸的聖賢，那不妨做個自了的隱士吧，陶淵明也為我們開了蹊徑。至於不忍心造反奪權，又不甘於隱居終世的俠士，其命運大概就會像梁山好漢，求忠義兩全不得，反為所誤。

北宋末年的腐敗官僚，孕育了《水滸傳》的故事。不同的政治制度下，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問題。國家政局分分合合，連帶法律也分分合合。如此即衍生一個問題，哪種律法才能治亂止分，使社會不再紛亂？法律是基於當時需要，為人所制訂出來的，問題是：是惡人所制訂出來，要善良群眾服從的惡法？還是善良人所制訂出來，要惡人不能為惡的善法？《水滸傳》是描述一個時代下的人心思維，是個提供我們思考的章回小說，到底對不同朝代，不同制度下生活的人們，有多少啟示？如何理解在乎一心。但本文認為，對真實正義的追求，不應因時代而有異。在人類的歷史教訓中，我們得到一個體會：人類是不會記取歷史教訓的，因此歷史的悲劇會不斷重演。

（作者現任教於臺南一中）

◎參考書目

1 林山田：《刑罰學》，臺北，臺灣商務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。

2柯耀程：《變動中的刑法思想》，臺北，元照出版社，二○○一年。

3施耐庵：《水滸傳》，臺北，三民書局，二○○○年。

4孫述字：《水滸傳的來歷、心態與藝術》，臺北，時報文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。

5陳洪、孫勇進：《漫說水滸》，北京人民出版社，二○○○年。

6黃源盛：《 法律繼受與近代中國法》，臺北，元照出版社，二○○七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