雖說詩是少數人的文學，然而詩是不會死的。隨著時代的進步，科技的發達，詩的題材也愈益豐富了……
1
先生有沒有算過，七十年來您一共寫了幾首詩？出了幾部詩集？
答：我自1929年開始寫詩，迄今已寫了一千多首。從前在大陸上已出過幾部詩集，來台後，把它們整理一番，由「現代詩社」出了《摘星的少年》和《飲者詩鈔》厚厚的兩大部；這便是我編年自選詩之開始，自1929至1948。接下去，來台後的作品，自1949至1973，每五年一書，一共出了《檳榔樹》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集，以上皆由「現代詩社」出版。1976年底，離台赴美。自1974至1984共十一年的作品，編成一部《晚景》，交由「爾雅出版社」出版，這便是我的自選詩卷之八。卷之九《半島之歌》，收入1985至1992共八年的作品，由梅新主持的後期「現代詩社」出版。接下去，1993至1995共三年的自選詩，由「九歌出版社」出版了一部《第十詩集》。而自1996至2000，20世紀最後五年的作品，則已交由「書林出版公司」出了一部《宇宙詩鈔》。到此為止，我的編年自選詩一共已經出版了十一部。至於詩選之類，在大陸和台灣，已出《紀弦詩選》、《紀弦精品》、《紀弦自選集》、《紀弦詩拔萃》等五、六部，那就不必計算在內了。
2
能否說說您的人生觀？
答：所謂人生觀，就是對於人生的看法。有人樂觀，有人悲觀，而我則係「達觀」，一種曠達的人生觀，一切順乎自然，聽其自然，而且看得很淡；富貴於我如浮雲。衣取蔽體，食取果腹，一向不講求物質生活的享受。但我並非重靈輕肉，亦非重肉輕靈，而係靈肉一致。這一點，也可以說是我的「詩精神」之所在。
3
請說說您的文學觀、詩觀。
答：對於文學與詩的看法，在我的多篇詩論、文學論、藝術論中早就談得清清楚楚的了。而總之，我所堅持的一點，便是一個「純」字：純詩、純文學。那些雜文、政論之類不算。作為一個小說家的魯迅，除了代表作《阿Q正傳》和很少的一些短篇小說之外，他寫了太多的雜文，實在不成其為文藝作品，而且是一種時間與精力之浪費，很可惜！至於詩，詩乃「文學之花」，詩乃人生之批評，詩乃經驗之完成。「詩」是少數人的文學，「歌」是大眾化的，詩是詩，歌是歌，「詩」「歌」不分是不可以的，所以我們不說「詩歌」。而關於「抒情」與「主知」，我本來就主張「情緒之放逐」的，後又修正為「主知與抒情並重」了，這一點，圈子裡的朋友們都知道。
4
您是怎樣開始寫詩的？說一些您在回憶錄上不曾說過的如何？
答：我在回憶錄上說過的是：寫詩是和初戀同時開始了的。而不曾說過的，有兩點：首先，當我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時，就已經讀過不少徐志摩、聞一多、朱湘等「新月派」詩人的作品，不能說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，因此，我的那些「少作」，皆為押韻的格律詩。其次，我的那些同學，多半左傾，我也就免不了跟著他們一同「前進」了。所以我的那些「少作」，除了一些情詩，差不多都帶有很明顯的「意識型態」之表現。當然，這兩點形式與內容方面之偏差，日後我都已經糾正了過來。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。你既然問了我，我怎能隱瞞呢？你是我的好友，你是我的知己。
5
能不能舉出十首您平生所寫最滿意的詩？
答：〈八行小唱〉（1933）、〈戀人之目〉（1937）、〈摘星的少年〉（1942）、〈致詩人〉（1948）、〈雕刻家〉（1950）、〈火葬〉（1955）、〈狼之獨步〉（1964）、〈鳥之變奏〉（1983）、〈動詞的相對論〉（1994）、〈上帝造了撒旦〉（2001）。其實何止十首。但你只要我舉出十首來，我就只好聽你的了。
6
對台灣詩壇的未來，您有何期許？
答：希望現有的各詩刊繼續出下去，大家互相尊重，不要抱持門戶之見。我不是早就提出了「大植物園主義」嗎？我要的是萬紫千紅共存共榮，而一個「清一色」的詩壇有什麼意思呢？
7
對於台灣年輕一代詩人，您有何印象？
答：現代主義者認為，從邏輯到秩序，此乃詩的進化，這不錯。但是詩要寫得「自然」一點才好，故意切斷聯想，拋棄主題，那就要不得了。而且人是有個性的：氣質決定風格，題材決定手法，走自己的路，唱自己的歌，這是很重要的。
8
在您的創作歷程裡，對您影響最大的作家是誰？
答：當然是杜衡啦。20世紀三十年代，我在上海的交遊是有所選擇的：我經常往來的就是「文壇三劍客」（施蟄存、戴望舒和杜衡）以及其他「第三種人」（葉靈鳳、穆時英等）。至於那些「左翼作家」，我是不同他們打交道的。杜衡另一筆名蘇汶，當年十分響亮，他就用這個筆名，和魯迅他們打筆戰，提出「人生的寫實主義」，對抗其「社會的寫實主義」；為了爭取「文藝自由」，大戰三百六十回合之餘，編了一部《文藝自由論戰集》，由「現代書局」出版。他說人生是多方面的，對於左翼作家千篇一律的小說大加嘲笑，說那些主角──鬥爭資本家的工人英雄和鬥爭地主的農民英雄，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真事，而實際是基於意識型態至上主義假造和幻想出來的。而對左冀詩人標語口號之作則嗤之以鼻，說那些都是非詩非文藝。他用「事實架空感情虛偽」八個大字打倒了他們。我一生堅持文藝作家創作自由，任何政治或宗教的權力不得加以干預，這證明了我受杜衡的影響最大。
9
在您的創作生涯中，對您影響最大的一部書是什麼？
答：戴望舒的《望舒草》。較之李金髮，戴望舒給我的影響更具決定性。記得我一口氣讀完了《望舒草》之後，從1934年春開始，我的詩風為之一變：我已不再寫格律詩，而專寫自由詩了。寫自由詩和擁護文藝自由，這便是我的「二大堅持」，我把它們帶到台灣來了。你稱我為台灣現代詩的點火人，我當之無愧。
10
您對詩的未來有何看法？
答：雖說詩是少數人的文學，然而詩是不會死的。隨著時代的進步，科技的發達，詩的題材也愈益豐富了。到了21世紀，人類即將進入「太空時代」，日後必將產生許多「新」詩，這是可以斷言的。我寫了不少的宇宙詩，這證明了科學乃文藝之友，而非其敵人，雪萊和皮可克他們不懂的。
11
您寫詩的速度快不快？有什麼特別的創作習慣和心得？
答：我寫詩的速度不快。多想少寫，這便是我的創作習慣。往往一篇草稿放在一邊，想了好多天，還是不能修改完成。白天也想，夜間也想，偶然夢中得句，起而筆之，也是常有的事。但那只是「部分」，而非「全體」。說到心得，倒是與眾不同的。例如〈月光曲〉（見《紀弦詩拔萃》頁222），本來很長，修改了好多次，好多年，還是不能滿意。最後，只保存原先的兩句：「升起於鍵盤上的月亮，做了暗室裡的燈」，來他一個「不完成」的存在，這不也是一種「完成」嗎？此外，還有一首〈杜鵑〉（見《紀弦詩拔萃》頁89）和一首〈玩芭比的小女孩〉（見《紀弦詩拔萃》頁232），也是同樣的情形。
12
可不可以說說您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詩的創作力的奧祕。這本詩集《年方九十》對您的創作生命有無特別意義？
答：我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詩的創作力，其實並沒有什麼奧祕。不過，我這個人，就是為詩而活著，並將為詩而死去，這一點，我是很自覺的，這也許可以說是一種「宗教的情操」吧。至於這部詩集，我聽了你的話，名之為《年方九十》，對於我的創作生命，的確具有很特別的意義。那便是：證明我的詩路歷程尚未到達終點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，必須好好地走下去。
附記
我是紀弦先生的「私淑弟子」，從文藝青年時代開始，我就是他熱情的崇拜者、追隨者。「瘂弦」這個筆名，是在十九、二十歲時就取定了，裡邊有個「弦」字，可見我當時潛意識裡對紀弦先生就有著敬佩與景仰。我的第一首詩〈我是一勺靜美的小花朵〉（1953），就是紀弦先生幫我發表在《現代詩》第5期（1954年2月）上，對我的鼓勵很大，紀弦先生就是從這首詩對我有了初步的印象。
林海音女士曾為紀弦先生和我拍了一張合照，應該是1968年吧，林先生稱為「二弦」，一個是大弦、一個是小弦，這張照片裡紀弦先生拿著他的菸斗，我站在旁邊狀至恭謹，當時心裡不知道有多高興可以與他合照。
我永遠不會忘掉我第一次到他任教的成功中學去看他的印象，他站在校園的椰子樹下跟我說話，那樣子活脫脫就是《暴風雨》詩集封面上的自畫像，書上的樣子竟然出現在我的眼前，我感動得渾身發燙，好像看到情人一般。之後很多年，我對他的追隨、嚮往與崇拜，有增無減。
紀弦先生晚年，我們時常通信，一個月總有兩三封信吧，談詩談畫談家常。他在有封信的第一句話就是「涼風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」，後來我查了查，是杜甫寫給李白的一首詩的頭兩句，當然我知道紀老是把它當作普通的問候語來用的，但這也說明了老先生是把我當作很親的朋友來看待。因此，在他年事漸高以後，沒有精神氣力去做的事就交給我來做，比如他與胡蘭成在30年代交往頻繁，但手頭已沒有相關資料，就要我代為尋找，我到處蒐集，終於整理了一套寄給他，他收到後非常高興。
在很多信裡邊，我最常提到的有兩件事情，一是請他保重身體，做文壇最長壽的詩人；二是「鼓勵」他寫回憶錄，每封信都提到這件事。在我聲聲催促之下，皇皇三大部的《紀弦回憶錄》終於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，呈現在世人面前。回憶錄寫得非常好，這部書曾得到文化部部長龍應台（時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）經費上的支持，在出版的過程中張默也出了很大的力氣。錢鍾書說「自傳就是他傳」，像紀弦先生這樣重要的人物，他的自傳就彷彿是詩壇的歷史，具有文獻的意義。
紀弦先生很重視養生之道，有很好的生活習慣，他曾告訴我他長壽的祕訣就是，吃飯定時定量，兩餐之間絕對不吃任何東西。他年輕時常飲酒，但到了晚年就保持在微醺狀態，所以我覺得他的身體本錢夠，因此我在每封信最後的問候語，不是「文安」、「保重身體」之類，都是「祝您向人瑞進軍！！！」關於這兩件事，我們的大詩翁都做到了，他把回憶錄寫出來了，也活到一百歲。
紀弦先生一向多產，晚年仍然寫作不輟，2004年時他已經九十多歲了，他告訴我他很想出一本詩集，把90歲以前的詩彙集在一起，他要我替他取個書名，我建議他能不能用「年方九十」？意思是說我才90歲，還年輕呢！他很喜歡這個書名，也直說「很絕、很絕」。其實中國畫家在畫上題字時，常寫「年方」幾歲，我只是借用而已，紀老滿意就好了。詩集成書前，紀弦先生對我說，過去文壇的習慣，都是年輕作家請前輩作家撰序，咱們來個逆向思考，我這次是老前輩請年輕作家寫序，你寫序挺認真的，你就幫我寫序吧！我一想，這可折煞我了，實在不敢當，就勉力為之吧。我寫序有個習慣，為了慎重起見，執筆之前，一定與作者做個紙上訪問，做為參考之用。我就出了12道題目請教他。老先生的回答十分詳盡，告訴我們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事情，是珍貴的文學史料。後來出書時，因為他身體狀況不太好，延宕了一些時日，文史哲出版社發行人彭正雄先生就把這篇問答放在書後，作為跋文。這篇訪問記雖然篇幅不長，比較簡要，卻是紀老在世最後一次接受訪問，實在是彌足珍貴。
紀弦、覃子豪、鍾鼎文三位先生，文壇稱之為「來台三老」，他們都是留日的，皆為詩壇的重鎮，我們這一代都是在他們的培育薰陶下成長的。紀弦先生熱情、奔放，有一點神經質，對台灣詩壇而言，他是名副其實的「點火者」，他點的火把我們當年這群小伙子統統燃燒起來，他的作風是能燒多久、能燒多旺就各憑本事了；覃子豪先生則屬實戰派，他是親手教我們如何把詩寫好，每篇習作他都仔細修改，尤其是當年參加文藝函授學校的同學，如向明、麥穗、我等，都是受惠者；鍾鼎文先生是位溫文爾雅的紳士，對年輕人雖然不像上述兩位這麼熱絡，但在發表和出版上也常常給我們很多幫助，他的作品對我們產生了很大的示範作用，也是我們尊敬的長者。
如今，三位老師皆已辭世，我們這些學生輩的也都八十歲了，已至耄耋之年，執筆的當下真是覺得無限感傷。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，老師們對創作的執著和對年輕人的關愛，將永遠銘刻在我們的心版之上。
●「紀弦文學展」9月21日至10月2日於紀州庵文學森林（台北市同安街107號）舉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