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MS_Beagle_by_Conrad_Martens

小獵犬號的第二次航行中，航經阿根廷火地島海道，由隨船畫家Conrad Martens所繪。（出自wiki.en）

　　《小獵犬號遊記》出版於1839年，風行一時，為達爾文在通俗文化市場上贏得了聲名。事實上，在這一年一月底，他當選了皇家學會會員（今日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，約略相當於國內的中央研究院院士）；二月當選動物學會會員。而前一年起，他已是倫敦地質學會榮譽秘書（總幹事）。所以二十九歲的達爾文，已擠身 「名流」之林，讓專家學者和知識大眾產生了深刻的印象。有誰想得到，當年達爾文在父親眼中是個「很平凡的孩子，智力簡直在水平之下」呢！父親擔心他不務正業，唯恐他「玷辱」家門！

　　當然，達爾文隨小獵犬號出航五年的經歷是關鍵。這次航行不僅是達爾文人生的轉捩點，也是現代生物學的里程碑。在出航之前，達爾文已受過當時英國最好的「自然史」訓練，劍橋大學望重一時的植物學家韓斯洛 （Henslow, 1796-1861）、地質學家賽吉衛（Sedgwick, 1785-1873），都是他的業師。他登上小獵犬號後，飄洋過海，勘察異域，徜徉在大自然的胸懷之中，端的是上窮碧落、下鑽黃泉。這樣的磨練，在達爾文的思想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，無庸詞費。

　　但是達爾文受邀登上小獵犬號，還有別的面相值得我們注意。首先是英國海軍隨艦「自然學者」的傳統；其次是達爾文受邀的背景，以及學術研究的社會基礎。

自然學者

　　十九世紀的英國，事實上是自然科學的「後進」國。例如法國的臨床醫學、德國的生物醫學當時都已有重大的突破，英國（與美國）的有志青年都到巴黎或德國大學深造。但是為什麼是英國人達爾文提出了「生物演化論」，而不是法國、德國的學者呢？這裡就必須談談英國的「自然史」傳統與「自然學者」了。

　　「自然史」（natural history）本來與「歷史」并沒有什麼特定的關連，natural history的本意是「自然誌」或「自然研究」。到了十八世紀，由於地質學、地層學、古生物學的發展，「地球、自然有一發展的歷史」這個觀念才逐漸在學界興起，「自然誌」這時自然地就轉變成「自然史」了。「自然學者」就是研究「自然史」的學者。

　　《小獵犬號遊記》可以當作十九世紀初期英國「自然史」的一個「標本」。其中包括地質、地貌的觀察，古生物、現生物的分布與描述，甚至對各地土著的人類學觀察。從「自然史」衍生出的學問，古生物學、比較解剖學、分類學、生物地理學、生態學、人類學，是其中的大宗。讀者可以發現，它們都是《小獵犬號遊記》的主要內容，也是達爾文發展演化論的主要資料。同時，由於自然史頗為「籠統」，在「科學」中反而是最平易近人的。自然史著作一直是「通俗科學」讀物中的主流，在達官貴人、名媛淑女、知識大眾之間，是重要的社交話題。

　　當然，自然史並不只是學究的事業、風雅的裝飾。自然學者收集的資料，對帝國殖民與擴張是戰略與戰術的情報。英國的軍艦上，隨艦外科醫師兼任官方的自然學者。英國在十九世紀已經建立了海上霸權，英國軍艦航行四海，通行無阻，為自然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。因此英國雖然在生物醫學（或微觀生物學）方面落後歐陸諸國，在巨觀生物學方面卻有突破。達爾文本人不用說了，當年他身邊的「年輕黨羽」，如解剖學家赫胥黎（Huxley, 1825-1895）、植物學家虎克（Hooker, 1817-1911），都曾在軍艦上擔任外科醫師。說英國的演化生物學，是在大洋異域打造的，並不誇張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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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獵犬號航行記英文版的書封

紳士學者

　　但是，達爾文不是英國海軍聘雇的隨艦自然學者，他是艦長的私人「旅伴」，必須負擔一切開銷，包括在船上的伙食。例如「船資」就要五百英鎊；置辦隨身裝備，非錢莫辦，例如望遠鏡花了五英鎊，一隻來福槍五十英鎊，還有顯微鏡等等（赫胥黎1846年年底出航時，薪資每月不過十一英鎊，1845年達爾文出售 《小獵犬號遊記》的版權，也才得一百五十英鎊）。估計達爾文在將近五年的航程中，花費超過一千英鎊。那麼，為什麼小獵犬號的艦長有這個需求？他憑什麼相信能找到這麼一位旅伴？什麼樣的人會接受這樣的邀請？

　　當時費茲羅（Fitzroy, 1805-1865）是小獵犬號的艦長。1826～1830年間，小獵犬號第一次到南美洲測繪海岸，艦長中途自殺，由費茲羅代行艦長職務。費茲羅出身貴族，舅舅擔任過外交部長，與國王喬治四世（1820~30在位）和威靈頓公爵有深厚交情。費茲羅對自然史也極有興趣。小獵犬號這次測量南美海岸的任務失敗了，他奉令在返航期間收集一切自然史資料。歸途中造訪了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島（1830年）。這兒費茲羅遇見了大概過著最「原始」生活的印第安人。他們在冰天雪地的環境中，幾乎不著寸縷，居住的是茅草篷。費茲羅在這兒「收集」了四個原住民上船，回到倫敦。他出資「改造」他們，教他們學習「文明」信仰、禮儀、農牧技能。期望有朝一日這幾個人回到他們祖先的家園，傳布文明的福音，擔任大英帝國的貿易買辦。小獵犬號再度到南美測繪海岸的任務，可能是費茲羅的親人遊說海軍部的結果。這樣，他就可以親自押運他的實驗品返鄉了。

　　這回出航費茲羅已升任艦長。他想帶上船的，不只是那幾位已受文明洗禮的火地島人，還有一位私人旅伴。為什麼？根據英國海軍當時的傳統，艦長與屬下不僅在指揮體系上有上下之別， 在社會空間上也隔離開來。例如，艦長在自己的艙房中獨自進餐，與屬下絕無私交。費茲羅出身貴族，更疏遠了他與屬下的距離。在遠洋航行漫長的旅途中，艦長過的是孤絕的生活，非有堅忍剛毅的性格不足以擔當。小獵犬號前任艦長在任務中途自殺，費茲羅收拾殘局，想必感觸良多。

　　更讓費茲羅擔心的是，他的血液中也許流著「易於瘋狂」的遺傳因子。1822年費茲羅的舅舅，就是在外交部長的位子上自殺的，據說是因為受不了巨大的工作 ／政治壓力。他在自殺之前已有「精神崩潰」的徵狀。身邊若有一位旅伴，平日共餐、談話，可以紓解寂寞鬱悶，放鬆因為工作而繃緊的神經。這位旅伴最起碼的條件，就是出身不能太差，必須與費茲羅的「社會階級」相當。達爾文生於「紳士」家族，又是劍橋畢業生，等於已經拿到了進入上流社會的護照。因此達爾文登上小獵犬號，是當費茲羅的旅伴，而不是船上的「自然學者」。小獵犬號上已有隨艦外科醫生，他才是艦上的自然學者。不過此人與費茲羅、達爾文兩人都處不來，出航 不久就告病求去，讓日後達爾文得以用「小獵犬號隨艦自然學者」的身分寫作《小獵犬號遊記》。這並非費茲羅的初衷。

　　達爾文登上小獵犬號的「階級考量」，也反映在達爾文父親的態度上。起初他反對兒子應徵，理由中並不包括「不事生產、花費浩繁」。他擔心的主要是達爾文從來就沒「安定下來」過，唯恐從小不務正業的兒子，飄洋過海之後更難安分守己。

錢不是問題。

　　但是費茲羅徵募旅伴的「廣告詞」中，的確列出了這個「職位」的「好處」：那就是到南美、南太平洋從事自然史調查的機會。事實上小獵犬號並不缺自然學者， 艦上已有一位官派的，艦長也是個自然學者。可是「艦長的自費旅伴」這樣的職位，別說沒錢免談，即使有錢的人，平白無故的，幹嘛呀？當然得有「好處」。自然史調查的機會，在當時的確是個值得下海的理由。例如獨立想出天擇理論的華萊士（Wallace, 1823-1913），由於家貧，到南美和馬來群島調查、採集自然標本。他就是借錢付船資，再以出售標本的收入償付。至於上流社會的人士，學術研究一直都是階級的裝飾品／使命，「自然史學者」這個頭銜，可是很受尊敬的。達爾文的舅舅（後來成了岳父），就是以這個理由說服了他父親讓他上船。換言之，對於上流社會人士，即使坐食家產、不事生產，仍須「務正業」。而自然史研究是正業。

　　在英語世界裡，「職業科學家」大概要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出現。在達爾文隨小獵犬號出航前後，不僅「科學家」（scientist）這個詞才剛鑄造出來，並不流行，而且靠科學研究維生的機會也絕無僅有。當年學術研究的動力是維持門第，家產是學術的燃料。

資料來源：2010 四月 27   Posted by fusa in 王道還老師區 | 2 Comments (撰文 ∣ 王道還)

原載《科學月刊》1998年9月號

文字部分轉載自：通俗科學網